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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 爱惜羽毛XX： 我觉得其实“国际话语权”一题还可以再继续讨论，现在，中国逐步参与全球事务，但是，在话语权方面差太多。除了族群问题方面的辩论，其他诸如，全球气候中的“碳排放”，全球金融中的“汇率问题”，我们都只能在他人主导下被动回应。所以，提什么G2，真正有识见的人都知道，中国还有多少路要走。除了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如人外，最关键是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一片混乱。说到中国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国可能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一种开放、自信、多元的精神和社会环境。
族群问题也一样。美国对此的治理可谓软的至软，硬的也够硬。而中国，却正好，反过来。对于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和宗教信仰，对于既定历史，不够尊重；却愿意提供地域“自治”，并且给以各种特殊的照顾，甚至是超越法律规定范围的“照顾”，“人为”制造不平等与矛盾。
我稍后会仔细拜读xxx先生的文章，然后，再给您回信。
至于提到美国的智库运作和华府政治，主要也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实际上，中国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利益集团政治。只是没有一个公开的相对平衡的制度性的博弈平台。
所以，如果有相关文章，也很不错的。至于xx，说实在的，他似乎不太爱惜自己的“羽毛”，我们曾经翻译过一篇他近期关于“ 中国土地改革”的文章，全是些皮毛的二手资料分析，并且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
暂此，祝好！
10月23日 不甘沉沦《领导者》30期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出人意料。但这也许是评选者对于当前全球危机的最直接反应。通过此奖项，希望现任国际体系主导国的最高领袖，明了自己肩上重任。毕竟，权力越大，责任就必须越大。政治家一纸政令带来的将是全方位的改变。
但本期美国最新《国家情报战略》却明确中国、伊朗、朝鲜及俄罗斯为"有能力挑战美国利益"的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布什任内发布的“情报战略”重点只是反恐和整合情报工作而已。
看来，只要民族国家利益仍然主导国际政治，一切所谓改革不过新瓶装旧酒。
奥巴马领导下的全球金融秩序重建又如何？正如本期《全球性萧条及全球性重组》作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Wade教授所言：由于华尔街与政府关系不错，奥巴马关于整顿金融业的方案力度，远远不及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所为。各主要国家的领袖们在2009年6月重申巴塞尔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而此规定，正是全球危机产生的“高杠杆”化的重要推手。
人们常说政治家和学者扮演角色不同。学者负责研究各种条件，提出解释现实的理论或者逻辑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政治家却只能根据现实状况，选择最可行的办法。这话没错。但政策制定总有理论作背景，理论错了，政策一定错。而正是几十年来，建立在理性预期与市场有效假说基础上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通过政治家以及国际制度在全球传导，才使得全球性总体需求不足，造就今天的动荡不安。当然，对于华尔街精英，危机也许只是奢华生活的重新安排，但处于全球化边缘的十亿人却不得不深陷饥荒。
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这个亟待扩大内需之国，已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所以，全球奢侈品产商齐聚中国，千恩万谢。更有人将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托寄中国，甚至呼吁中国接管世界。
中国能担此重任——为日益失去正义的世界提出对的思想，制定并身体力行正确政策么？
刚刚过去的国庆阅兵，确实尽显国威。但让我们听听中国军队当前使命中的首要任务——保证执政党的地位。在这样的思想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期作者 薛理泰先生会判断：中国军方及中国政府真正应该重视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在国内。虽然其文只一笔带过，重点分析中国涉外的各个方向：西北亚、东北亚、东南亚、西南亚的战略形势，并提供了值得参考的宝贵见解。
但各位对中国怀有深情寄予厚望的读者，想必都会同意中国真正的忧患在内吧。所谓：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如本期关于日本新政权的两篇文章提到，日本国民用实际行动作出选择，抛弃了远离百姓疾苦的党官僚。也正如在本期“环保外交”特辑中，我们发现，如果民族国家的领导者们沉醉于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那么就让觉悟者组织起来，保护珍贵的信念和家园。
希望寄托在每一个不甘心沉沦的人身上，无论他（她）在体制内外，无论职位高低能力大小。正是在每一次正确选择中，他（她）们用实际行动成为了建设新世界的领导者。
时值《领导者》创刊五周年，愿与每一位同此心的作者、读者、投资人、赞助商、及杂志所有同事共勉。
8月28日 豪夺者无赦!转载！
中国楼市只涨不跌的秘密
8月27日 埋头苦干29期《领导者》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新近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奥巴马等美国高官热忱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敬意。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美国在环太平洋区域的步步紧逼。可谓软硬兼施，两手都到极致。毕竟老牌“帝国”，虽然金融危机折翼，身手仍是不凡。反观中国，虽然有所积蓄得以扬眉，但东海南海主权屡受挑衅，自家门口利益也保不住。各方面粗疏，难免让人看低。比如，中国关于“莫拉克”新闻报道的“台风动态示意图”中，多无经纬度，更常无“钓鱼岛”。关乎战略的此等细节做不好，何谈大局。
除了能对有伤中国国家利益之事说“不”，更要能高明地周旋于既斗争又合作的国际关系。后者尚需国中栋梁日益精进。亦需广开言路，听取局外高见。本期特约稿件《中国核战略是否应该改变》，回应因“朝核”而有的“中国新核战略”讨论，提出了独到见解。作者薛理泰（Xue LiTai）先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工作有二十余年，其同刘易斯教授“自1988年来出版三本有关中国核战略专著，是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国军事及战略武器的专家”。此文乃薛先生深思熟虑之作，对北京面对的战略难题都有所涉及，值得参考。
而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同时，似乎应明确努力护守争取的到底是谁的国家利益。一路走来，为工业化牺牲农民利益；为资本原始积累牺牲工人利益；为了发展牺牲下一代利益……才换来今天中国上升的财富水平和国际地位。但本期《从收入差距到财富鸿沟》一文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城市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已成事实，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路径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而机会也变得越来越稀少。
政府何在？众所周知，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来阻止垄断和提供公共物品。资料显示，在经合组织发达成员国中，有八个国家政府的经济活动占到整个经济体的40%以上。也就是说，追求发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私有化”或“国退民进”，关键要政府承担相应责任。引人注目的通钢事件中，建龙集团入主通钢，亏损后选择分手，钢铁市场形势好转后重新选择增股并控制通钢，过程中矛盾一步步激化至工人暴力维权。此次惨剧的最高责任，难道不应该是作为协调各方利益的政府？
当然，地方政府有其行为逻辑。正如《如何系统突破征地制度改革》文中所言，如果不从根本上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不可能改变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敛财的局面。
换言之，“为了应对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矛盾——国家统一和地方自治的矛盾、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矛盾、各地均衡和财政独立的矛盾……有必要调整宪法理论模式并重新思考中央和地方关系命题。”这正是北京大学张千帆先生由《“信阳事件”看央地关系》一文的主旨。
今年是“信阳事件”五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五四”九十周年……，我们还有王海光先生对新中国户籍制度来龙去脉的考察， 萧功秦先生对于改革后社会思潮历史演变的梳理与未来展望，以及赵鼎新先生对1980年代群体运动的科学考察。
反思是为了前行。
正如本期推荐图书《投机赌博新经济》的作者王小强先生所言，中国之所以还没大乱，是因为体制内外各行各业都有默默无闻的人在埋头苦干。果如斯言！愿与每一位脚踏实地开创中国新气象的人共勉。
7月20日 民意？xx，你好。你的“文电”很可爱很幽默，相信我，幽默能力和智商高低绝对相关。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小东西，笑个没完。暗自对照，我大概是xxx那种智商低得耸人听闻的吧（怪不得我和他一见如故）。文章中有些对话很有质量，搞笑程度比得上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的哈佛大学的ppt还不错，比我已经拿到的调查报告吸引我。这个判断不错，This expectation illustrates the ga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in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In democratic nations, few national leaders proudly say that they learn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Internet, and less people believe the Internet would bring them with more political power.
提的问题也不错（是哲学家的水平：）反映出我对现在调查问卷的水平的信心。）：Does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present “the public”? Discovering authentic Public Opinion。。 但是结尾接得比较突然。主要是这个问题how can we determine what people really think?太不容易回答了。这是个包含了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等的一个大问题。所有的回答，可以预知都只能是汪洋大海中的一部分罢了。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似乎也可以说休谟的问题转回来了呢。或者，扯得远一点，这也许也暗合了你在《文电》中某个时刻提到的你自己的两种身份的问题。
我很惋惜被“崩溃”掉的思想，但是，你能不能现在就开始回忆，把它们再写一遍呢。或者，就你的知识，对此次新疆事件中的媒介作用进行评论，几千字就可，让我能发表在八月底的杂志上。另外，我说的《看门狗》当然不是指现在的管制者，而是指，具有通常意义上的具有媒介职业道德的从业者。 谣言or舆论下面是朋友的来信。1，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国现行的言论管制方式，反而给谣言提供了空间；2，西方媒体确实存在着它们自己的偏见。也许，每个人都偏爱自己的视角和观点。
我现在已经在巴黎安顿下来。网络舆论/“民意”的问题的确是我近年来一直关心的问题，但我不认为“看门狗”可以解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舆论的“喉舌化”和使用看门狗对付不同意见，使主流媒体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和可信度，而网络的开放特性使看门狗事倍功半，给谣言泛滥提供了空间。这种谣言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情况难得在威权国家以外的地方发生。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就应该开放舆论，也不认为西方的民主就适合中国，但中国目前的政策，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虽然政府不会承认。本来我写了很长一段来讨论这个问题，可惜Outlook崩溃，没有保存下来，我也没情绪接着写了。等你有时间，我可以打电话和你继续讨论（我从巴黎的家里可以免费打全球的座机），或者等我10月份回国后再聊。 我在耶鲁法学院的讲演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很多情况都有了变化，附件的PPT文件是我2006年底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讲演，可能比此前在耶鲁法学院的讲演考虑得更全面一些。在我正在写作的有关互联网的影响的书中，中国的网络控制和网络舆论/民意将是重要的两章。几乎每一次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都会涉及这两个问题，而他们从来不会全面介绍我的观点。所以，近几年我基本上拒绝接受采访。 。。。。。。。。。。
7月17日 谁让恐惧放大n倍XX，你好。那日喝茶之别久矣，未及问候，见谅。我最为关心的是互联网与政治一题，在临上车前，才说了几句。回来后看你的报告，不知是否挑选不当，只在2007年底的调查上，看到两页。实在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和疑问。近来，各方面重要动态，如伊朗和新疆地区，都表明了没有“看门狗”的互联网跟情绪冲动的人结合的危险性。实际上，谣言传递带来的不稳定，你作为“XX事件”的亲历者，应该早有所察。现在互联网把广场上谣言四起的危险性放大n倍，未来如何？我想听你这个哲学家兼网络研究人士的意见。感谢并颂夏安。
附上关于新疆事件的文章，供参考。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7月26日）的文章，点出了新疆问题的好几个方面，值得一读：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32819631/29ae1a.cfm 網上殘酷視頻與土耳其謠言撕裂新疆 ．李永峰 烏魯木齊局勢詭異，不少人開始撤出。七五事件導火索是韶關事件的謠言盛傳，Youtube上關於韶關事件的殘酷視頻及相關留言，挑動了維族人敏感的神經，網上的維族論壇就討論要示威和復仇。烏市維族人的進口商品大多來自土耳其，而這次關於維族死亡三千以上的謠言也進口自土耳其。一些維族人在暴亂中盡力救漢人，也看到那些維族暴徒殺人時口中念念有詞。
烏魯木齊局勢詭異，剛才還人來人往的街道會突然幾乎沒人，漢人仍難以釋懷幾天前被血腥追殺的驚恐，維族人也倍加小心。十三日下午三名暴徒在解放南路一清真寺舉刀追殺信教群和清真寺保安，被民警擊斃二人，讓市民又緊張一陣。
儘管官方宣布暴亂中死亡一百八十四人，其中漢族一百三十七人，維族四十六人，回族一人。然而，維族有人卻相信他們有三千以上的維族同胞喪生，而消息來源竟然是土耳其。土耳其對新疆維族的影響在烏市逐漸顯現，不過激發這次暴亂的重要媒介卻是鋪天蓋地的傳聞與Youtube上關於韶關事件的殘忍視頻，尤其是視頻後面的中文留言挑動了維族人的神經。
談起七五事件的起因，新疆維族企業家古力說從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五日，韶關事件的視頻出現以後，網上的維族論壇就一直在討論要上街為死去的同胞示威和復仇。古力認為，最刺激維族人感情的，也許還不是視頻中躺在地上的同族兄弟被拖來拖去的畫面，而是那個視頻後面人們用漢語寫的評論。有人將漢語評論一條條翻譯成維吾爾語轉貼到維族論壇中。古力說，他無法原諒那些評論給他帶來的傷害。古力做過各種生意，現在開了一家飯館，他的客人大部分都是漢族人。七月七日，憤怒的漢族群眾把他的飯館砸了，之後一個多星期裏，除了自己家附近，他始終不敢走得太遠。
自從七五事件發生以後，整個烏魯木齊一片蕭條，大概只有一個地方，做生意的老板格外開心，因為這裏的顧客一夜之間增長了數倍。這就是烏魯木齊南郊客運站。通往南疆的汽車都從這裏出發。
以前在著名景點國際大巴扎（維語中指集市）開店的阿布杜拉現在連店門也進不去，因為大巴扎駐滿武警。在家守了幾天後決定來這裏賣車票。「生意很好，半天就掙三百塊。」這裏很多人都往南疆跑，他說：「因為他們害怕了，要回家。」
瓦爾買買提一家從阿布杜拉手裏買車票回和田。瓦爾買買提和他老婆、孩子、老婆的姐姐一家，以及老婆的妹妹，一大家子有七八口人。只有瓦爾買買提能用簡單的漢語交流，其他人只會說幾個簡單的漢語單詞。瓦爾買買提說，「烏魯木齊鬧得太厲害了，漢族人兇得很」，覺得回到和田會安全一點。
同樣要在這裏買票去南疆的不止有維族，二十三歲的卡斯木·庫吐什是柯爾克孜族的小伙子，他要坐車到喀什，然後從喀什轉車回老家烏恰縣。與他同行的除了他老婆，還有幾個柯爾克孜族的朋友。他們一年前來烏魯木齊做事，七五事件讓他們嚇壞了。「漢族人和維族人打架，我害怕，我要回家！再也不敢來烏魯木齊了」。「漢族人和維族人，都不喜歡我們」。卡斯木說，現在很多人都在往外跑，「維族人在跑，漢族人也在跑。不過漢族人少點」。
其實，不止這些家鄉在外地的人害怕。烏魯木齊土生土長的漢族、維族人，同樣流露出恐懼。新華南路是烏魯木齊一條重要交通幹道，多族聚居，七月五日這裏的打砸搶燒殺現象也比較嚴重。七月十一日的下午，記者在這裏招手等出租車，結果一輛顯示「空車」的出租車遠遠看見記者，卻並沒有直接開過來，而是繞了個半圓才開到記者跟前。上車後，在烏魯木齊長大的漢族司機告訴記者，「剛才遠處看見你長得像維族人，就不想拉了，等走近了才看出來是漢族人，這才把車開過來」。
七月五日的人民廣場，維族示威者曾試圖衝進去示威。現在人民廣場外圍，每隔三米就站著一個武警，像一堵圍牆一樣，將人民廣場圍了起來。無處可去的人們，零零散散地坐在街頭，都不願意說話，有時會盯著武警看，有時候會注意偶爾出現的幾個行人。不過一旦有人打開話匣子，他們也會滔滔不絕傾訴自己的驚恐與憤怒。 走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天池路、和平南路、山西巷、延安路、後泉街……無論是回族聚居區，還是維族聚居區，當地的嚮導總是告誡要小心，然後指給你看，說哪些車像是國安廳派來的偵察車，哪些戴墨鏡的人又像是便衣。雖然無法證實他們所說的是真的，這些也許是他們過度緊張所形成的印象。但是不同少數民族的人都這麼說，至少可以肯定，少數民族聚居區內的精英人物普遍認為，七五事件之後他們周圍布滿密探。這導致了二道橋民族街，這個少數民族做生意的主要地區，在七五後出現一些很詭異的現象。二道橋跟前有幾條小巷子，剛才還人來人往，十分鐘後再次經過，竟然幾乎看不到人。一位長年居住於此的宗教界人士，數次陪同記者在這裏盤旋，雖然能夠感受那種氛圍的詭異，但是始終無法把握人們在集體無意識中進退的理由。
七月十三日，暴力「打砸搶燒」事件已經過去整整一週。烏魯木齊市區依然布滿武警。民族聚居的街道上，每過十五分鐘，大概就有軍車車隊經過一次，前面是宣傳車開路，高音喇叭不斷用漢語或維語廣播領導的講話、對七五事件的定性；後面是二到五輛拉滿持槍武警的軍車。七月十三日之前，武警重兵把守漢族和維族聚居區的交界處，防止大規模衝突再起。但是到了維族聚居區，除了巡街的軍車，很少能看到武警。但是到了七月十三日之後，在建有很多清真寺的和平南路和解放南路，每個路口都有武警小隊站崗，武警以三人、五人、八人為一小隊，查看來往車輛、行人。
儘管表面上，街道上的車輛一天比一天多，店鋪營業的時間也一天比一天長，但是內心的緊張，依然糾纏著七五事件之後的烏魯木齊市民。山西巷旁的回民聚居區內，一位回民社區備受尊敬的「老人」嘆著氣對記者說：「我這麼老了，但是這樣的事情還是第一次遇到。解放的時候，我十五歲，那個時候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熱孜亞是一位年輕的維族知識分子，在內地著名大學獲得碩士學歷。她沒有看過那個韶關的視頻。但是她同樣知道那個視頻出現以後，維族論壇上人們要去人民廣場示威的議論。她說，從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五日，這樣的討論大量湧現，誰都知道七月五日那天會出事，但是政府在這段日子裏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不管怎麼說，政府在這件事中要負責任。「當很多維族人都關注這件事的時候，為什麼努爾·白克力主席不在電視上解釋一下」？「就算這些討論是用維語進行的，但是政府中也有很多懂維語的人啊。他們不可能沒看過那些討論，可他們就是沒有任何反應。」
一位在國際大巴扎對面開店，賣新疆特產的東鄉族青年，說自己在八點左右，看到店前的解放南路上聚集了很多人，武警也趕來了。武警和一隊維族人在解放南路對峙著。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那麼多的武警。最後武警逼著那些維族人向後退，他很害怕，趕緊關了店門，跑到城南住了下來，直到七月十二日才敢重新返回來。回族人王弘毅，家在延安路上，八點多時，他聽到外面很吵，就跑下樓去看。當時感覺眼睛難受，空氣中有味道，「武警發射催淚瓦斯了」。
暴徒殺人念念有詞 熱孜亞的家在後泉街附近，八點多，暴徒們在這裏行兇。她親眼看到一輛出租車被砸毀，車上兩個人慘死。而那些暴徒行兇的時候，嘴裏念念有詞，好像是在念古蘭經。熱孜亞痛心疾首，「古蘭經中，從來沒有哪一頁叫去殺害無辜的人」。「大概是一些有陰謀的人，向那些沒腦子的人許諾，幹這樣的事情真主就會給他們好處。」
站在古力家的樓頂，可以看到烏魯木齊南邊維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區，騷亂最嚴重的幾個地點也都在視線之內。古力分析認為，八點左右，最初的騷亂應該是在二道橋、大巴扎那一帶，武警也聚集在那裏。武警將聚集的人驅散，然後那些人開始從二道橋向四周逃竄，有人向東跑到了和平南路、山西巷；有人向西跑到了新華南路；有人向南跑到了延安路、團結路……這些地方離二道橋、大巴扎都不遠，從二道橋到騷亂最嚴重的賽馬場、後泉街、山西巷、團結路北等，跑步的話都不超過二十分鐘。那些四處逃串的人，結成小股，從一些小巷子跑過去，一路上看到漢族人就殺。而當時武警都布置在大巴扎那裏，沒有足夠的人力顧及這些零散的地區，於是就出現了傷亡慘重的情況。 熱孜亞說，他們家的小區內很多維族人，都想衝出去救人。但是那些暴徒確定把人打死了才願意離開，不給留搶救的時間。熱孜亞說，這就像一場噩夢一樣，現在這場噩夢還沒有結束。以前她整天考慮賺錢、出國、工作，現在什麼都不願意想，對未來一片悲觀。
在七五事件之前，作為一個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城市，烏魯木齊的居民已出現了對立，從生活習慣、政治態度到情感認同，這種對立日漸明顯。
在南郊客運站，卡斯木說他要坐下午四點的車，可是他的車票上卻寫著，發車時間是十八點。生活在新疆的底層少數民族，在自己的意識裏，一直用的都是新疆時間，比北京時間慢兩個小時。但是漢族卻完全按照北京時間安排自己的生活與行程。 烏魯木齊的商店、旅館、機關等等地方，門口都貼著一個告示，「進門請配合查包」，門口有專門負責查包的保安。七月十二日，一位長得很像維族人的外國記者，在人民路的新華書店，這家烏魯木齊最大的書店門口，被保安攔住。保安問她想要什麼書。記者說：「我只想隨便看看。」保安說：「你想看什麼，我幫你找」，就是攔著不讓她進。無奈的記者只好拿出自己的記者證，才得以放行。不過，烏魯木齊這樣的規定，在維族聚居區似乎根本沒人搭理。人們進出維族人的超市，完全沒人想要查包這樣的事情。顯然，這些超市是漢族人不願意來的。而維族人也不喜歡去要查包的漢族聚居區的店鋪。
漢維兩個世界
查看七月八日以來武警部隊在烏魯木齊的布置地帶，就能明白烏魯木齊維族和漢族聚居區的分界在哪裏。武警在分界的路口設置了限制車輛通行的鐵扎。鐵扎兩邊，雖然同在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但卻像兩個世界。一邊的人操著漢語，一邊的人操著維吾爾語。在七五事件之前，這兩個世界已經形成。現在出現的這些鐵扎，突然提醒人們，同一個城市內的兩個世界，會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國際大巴扎對面的維族聚居區，有一個很大的伊合拉斯超市，裏面有很多進口產品，但少有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品牌——大部分來自土耳其。土耳其食物、土耳其日用品一架一架。這裏也有維族企業生產的商品，主要由維語寫的商品說明上，最後加了一句漢維雙語的口號「發展民族產業」。一位在當地數量遠比維族人少的另一個民族的嚮導解釋道，這個「發展民族產業」與內地企業同樣的口號內涵不同。在這裏，並非指發展中華民族的產業，而是指發展維吾爾民族的產業。 熱孜亞出生在南疆。她說在南疆，大部分居民都是農民，他們除了種地什麼都不能幹。很多人都沒文化。內地的年輕人，如果不願種地還可以出去打工。但是南疆的這些農村年輕人，都沒受過什麼教育，連漢語都說不清楚，打工都沒地方去。南疆本地沒什麼工業，而北疆的工廠又不會招他們。以至於，年齡小的只能去擦鞋，大一些的只能去賣葡萄乾。除了這個，就找不到事情做了。熱孜亞說，南疆這麼多既沒工作，又沒受過教育的青年，無所事事，不出問題才怪呢。 崇拜王震的維族青年 艾爾肯是一位出生於烏魯木齊、受過高等教育的維族青年，對於當局指責的七五事件的幕後策劃者熱比婭，他表示很陌生。至於熱比婭的「獨立」主張，他更認為那是一些國家為了搶奪新疆的資源而搞出來的，他自己更願意做一個中國人。從熱比婭的話題，很快轉到了他所崇拜的王震將軍。他說自己在網上看過熱比婭的一段視頻，「那是西方媒體對她的一個採訪，熱比婭用維吾爾語說，王震將軍曾經答應給新疆人民很多權利，但是後來的領導都沒有做到。熱比婭希望自己能夠替新疆人民爭取到王震將軍曾經答應給予的這些東西。」但熱比婭秘書阿里木把她的話翻譯成英文時，把意思完全改了。「阿里木把熱比婭的話翻譯成反對共產黨統治之類的意思」。「其實，阿里木在維族人眼中，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傳說他的父親因為政治原因，死在了烏魯木齊的一個水牢中，因此他非常恨共產黨。」
艾爾肯數次強調自己崇拜王震將軍，而討厭王震之後的那些領導。「七五事件之所以發生，百分之七十的責任在領導」。「新疆有很多資源，但是新疆用於各種建設的材料，卻都是從山東運來」。「新疆完全可以自己設立工廠，就地取材，這樣既可以推進經濟增長，也可以吸收大量南疆的失業農民。」他轉述烏魯木齊市民的一句口頭禪，來形容新疆和山東的關係，「烏魯木齊街道的磚塊都是從山東運來的」。他還特別指出，就在七五事件發生的不久前，六月二十六日，努爾·白克力主席還剛剛和山東省的黨政代表團簽署了一個「兩省區全面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很明顯，七五事件之前，新疆不同民族之間的分裂與對立，已經日漸增強，政府各項政策雖然也希望四處滅火，但從效果上來看似乎並沒有改變這種對立擴大化的趨勢。正是在這種趨勢中，南疆大量的失業年輕人，成了極端宗教力量、分裂勢力、恐怖組織蠱惑的最好對象。七五事件並非憑空而來。現在，一小撮暴徒在烏魯木齊市區製造的「打砸搶燒事件」，雖然被當局用強力壓下去，暫時得到平息。但因七五事件而擴大的民族對立，卻暗流洶湧，越演越烈。
到七月十五日，政府早已控制了烏魯木齊的局勢，不過新疆的網絡依然中斷，手機依然無法發送短信，電話也時通時不通。七月十三日前，新疆的兩個衛視頻道二十四小時滾動播出各級領導對七五事件的指示。不過普通人對七五事件的理解，依然與政府有差異。 烏魯木齊的漢族出租車司機，具有西北大漢普遍的豪爽，很容易打開話匣子，一提起七五事件就激動，無法抑制自己的恨意，不同的司機經常會說類似的話，「政府給了維族人那麼多的好處，他們竟然幹出了這樣的事情。這些天，我們胸中是又氣又恨，到現在都沒法消」。不過，走在維族聚居區，就很少有維族人願意跟漢族臉孔的記者對話，他們要麼只對你說維語，要麼大段引述電視台上的定論。阿茲古麗是個維族姑娘，她非常氣憤：「七五事件明明只是一小撮人幹的，為什麼現在要針對我們所有的人？」但是阿茲古麗也不願意對記者說更多的話。問她理由，她只是說自己在政府機關工作。
雖然烏魯木齊大街上有各種宣傳車，電視、報紙、廣播不停播放「三股勢力」精心策劃暴亂的新聞，但烏魯木齊市民對這場暴亂依然有很多互相矛盾的看法。而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又影響了他們對政府處理這件事的態度。
熱孜亞非常憤怒電視台不斷播出漢族受害者的控訴，可是卻很少有維族受害者的鏡頭，「明明兩個民族的人都是受害者。七月七日漢族人也有襲擊過維族人，可電視台給人的印象就是維族人是壞人」。熱孜亞說，這讓他們這些既不是暴徒也不是受害者，站在中間的維族人無地自容。「政府對七五事件的處理，等於擴大了這件事。」
七五事件發生已一個多星期了，艾爾肯依然認為，事件中維族同胞死的都在三千人以上。當記者追問艾爾肯：「你哪裏來的這個數據？」他說：「土耳其來的。他家鄰居有個朋友的哥哥在土耳其。那邊的報紙說的。」我問他，「你信嗎」？他說自己七月五日後就沒出門，電腦又不能上網。電視上又對維族人充滿仇恨。雖然他也不知道真假，但是他更願意相信這個。 回族學者吳柏青說：「新疆各民族就像一個碗，七五事件將這個碗打碎了，雖然可以用各種辦法將這個碗黏起來，但是裂痕卻永遠都無法消除。」七五事件撕裂了新疆各民族，也撕開新疆歷史上又一道分水嶺。■ 6月24日 价值观共识《领导者》第28期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继2009年英国首次发布对华战略文件后，日本政府发布了“美日同盟”以来的首个国家战略报告。有关研究者介绍，2010年，日本还将举行一次“公投”，决定是否修改战后日本宪法“放弃战争”的第九条款。
日本的动向，除了是其长期压抑的国家梦想，还是如英国般对美国实力衰落以及中国实力增强的反应，也是对近来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的回应。本期文章《朝鲜退出停战协议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结合中国1964年核爆的国际政治，对时下情势进行分析，指出：不能“不计代价地为拢住“朋友”——不管是美国还是朝鲜——放弃或延缓中国必须直面的紧迫且不能再回避的核心战略利益和历史责任”，即台海统一。本期中日学者合著的《金融危机下重思中日美关系》则呼吁，作为世界经济实力前三位的大国，中日美应该建立三边战略对话机制。而日本资深政治研究者松本明先生在《小泽与日本政局发展》中暗示：由于小泽一郎一直强调中日美三边等距离外交，才使得美国因素介入引发令小泽一郎辞职的“秘书案”。不过，从最近日方的民意调查来看，由小泽在背后推动的民主党获得了过半的支持，远超自民党和麻生太郎的支持率。这或可视为日本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一种预兆。
但可以想见，中日美建立等距离的战略对话机制将困难重重。朝鲜核爆令中国措手不及；日本战后三大领土争端中，日本唯独能在钓鱼台列岛争议中最强势；蕴藏有巨大油气利益的南海则是“群鼠戏大猫”。……从这些事实来看，中国国家对外战略能力仍亟待提高。
然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国家对内的治理能力。中国政法学院社会学系应星教授的《“缩长”现象背后的治理基础及危机》一文，强调了中国目前存在的国家治理危机。他认为，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看，中国政府在促进市场建设等职能上表现积极，但在提供公共安全和法制秩序等基础职能方面却表现出全面倒退。
确实，最近系列相关政府官员的案件、暴力事件和网络民意，普遍反映出民众对于“嫖幼的政府官员”、“金融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司法腐败的政府官员”的愤恨，反映出基层政权几近“无政府”状态，也反映了共和国在“约束强者、安顿弱者”方面的失败。同时,还反映出“民粹政治”潜流涌动。这对“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而严肃的要求。
“体制改革”不能只是口号，对中国这么一个地区差异明显、情况复杂的大国来讲，更需要的是具体如何做的细致审慎，以及对历史和未来的深沉思考。本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反思与前瞻”的讨论摘要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所进展的具体建议。但仍远远不够。
因为制度设计中具体细节差异，将导致不同结果，并将影响深远。如把台湾“简单多数”选举规则和俄罗斯的“过半”规则对调，那么可能陈水扁不会上台，而俄罗斯共产党也不会失利，两个地区的政治走向以及对世界局势的影响都会有所不同。又比如香港立法会的功能组别和比例代表的制度设计，出发点是保护少数创造共识，但结果是使少数派议席盖过多数派，并未达成权力平衡的初衷。……
在强调具体制度设计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尊重历史经验提供的启示：如果没有良好法治和对自由的保障，没有建立价值观共识以及“忠诚反对”的文化，就不可能有稳定成熟的政治秩序，更不可能落实“和谐社会”追求。
本刊一如既往，提供理性探讨的平台，以求建立价值观共识。细心的读者应该早就发现，本刊文章中立场和建议皆有不同，但是希冀中国成为人所向往国度的心和原则却都一样。 5月20日 关于邓玉娇的两封信文璟： 读你这封信之前，刚看到了新浪新闻，湖北烈女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了。所有这类权贵凌辱弱者、弱者哭告无门的事情无一不让我暴怒，我相信这个国家为这类事情像我一样暴怒的人不在少数。我想问，在一片充满暴怒的人群的土地上，谈论温情脉脉的“家庭”的意义何在？也许是我小题大做了，不该把一个洗衣女工的虫蚁般的命运和哲学家的宏大理论相比，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国家连一个洗衣女工的命运都安顿不了，怎么还敢有“家天下”的期望呢？我是不是太幼稚了？可为什么他们老是犯这种低级错误呢？一个国家，如果一再在最低级的事情上失误，一再沉陷于最低级的问题，那么它就注定没有机会和真正伟大的问题相遇，更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解答最伟大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思想者也注定与不能向他们提出伟大问题的祖国一样，没有机会思考伟大的问题。
我总认为，有些事情，不得不在非常个体化的层面上来看待和解决，不得不在足以破坏所有前提的前提条件下----比如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敌我战争----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正如你或者x看到的，这是西方人的途径，但是，我相信，这可能并非西方人自己的自由选择（就像晚餐吃牛排还是pizza那样），相反，这很可能是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只有这一条路走得通，不是西方人的"西方性"使他们自由地选择这条路，而是人性中的某些可悲、可怕的必然性的实事逼迫他们在不是路的地方开辟了这条路，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智慧，在祖宗的故纸堆里翻检现成的教义反而是一种晚餐吃牛排还是pizza的厨房主妇的"轻薄"举动（原谅我用这个词，这是很多人的弱点，包括我自己）。湖北烈女的故事让我看到，这个弱女子正是在不是路的地方开辟了一条路，不过用的不是笔，而是刀。身为文人，而且还算是想有点抱负的文人，我真的很羞愧。坦率地说，在我的思考史里，我没有尝到过这个女子面对的那种她不得不用整个生命去应对的、可怕的必然性。没有被必然性的阴影逼迫过的思想，既没有用处，也永远与伟大无缘。我说得对吗？ ——xx
xx：
谢谢来信。看到烈女邓玉娇的新闻，我为她叫好。这就叫硬骨头。
我部分同意你的结论。但我会把事物放在不同的范围，烈女邓玉娇是一种范围。“家天下”的理论是一种范围。简单就“家天下”理论而言，实际上秦汉之前和之后的已经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孔孟还有着淳朴的氏族社会的情感的话，到吕不韦和董仲舒，工具性和实用性就变得非常强烈了。必须承认的是，“家”对于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而言，并不完全是思想构造，“家天下”是有其必然的社会基础的。也即是说，恐怕也是东方人不得不为的途径。
然而如果我们提到“伟大”，那么你是对的。如果一个国家到处都是邓玉娇事件，如你所言，无法安顿弱者的命运；如果一个国家保护强者，玩弄弱者；如果一个国家默认弱肉强食的价值观，那么它注定是卑微的。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值一提的。所相关的文化和思想也都是懦弱的和毫无意义的。。 wj
（原信涉及对他人评价，不宜公开，故有所省略。）
4月29日 谁的利益27期《领导者》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中国海军60周年纪念活动选在青岛，颇有深意。青岛乃百年前德日悍然相争之地，由此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更是影响深远。
而今虽得“坦诚展示军力”，许多问题却尚待解决。譬如近期中俄“新星”号事件、中美“无暇”号事件和菲律宾黄岩岛法案，就表明“外争主权”仍然客观存在。
本期两篇重头文章：《台海统一是中国建构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和《中国地缘战略反思》提供了对此问题的判断及解决方案。前者主张中国在东海采取“攻势性姿态”，在南海发展“积极防御”的海上力量，后者则将认为东南亚才是中国的战略支撑点，并主张中国应成为图们江口向南一直到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国的西太平洋 “新月形地带”的核心国家。虽然两文结论不同，但对于中国目前实力的判断趋近，都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有限。
与他们相反，香港的林和立博士却将中国定位于“准超级大国”，他的判断部分来自于中国政要在媒体上的“高调”言论。确实，金融危机以来，一种虚骄气氛渐起。不少人欢呼“G2”时代的来临，巨亏的主权财富基金一时扬眉吐气于欧洲“不提要求的投资邀请”。
“焦点”文章《新世界中国地产公司调查报告》通过对八个建筑工地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却足以令金光闪闪的“第一全球外汇储备”蒙灰。
潘毅和卢晖临两位教授，用详实调查，提了三个问题：1，面对如此恶劣的用工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的责任在哪里？2，面对长期根本没有保障的用工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都做了什么工作？3，面对如此糟糕的用工条件，全国总工会的同志们职责何在？
如今，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投放”软实力。但若按传统儒家理论，国内“工人兄弟”此般境遇，能“平定天下”？若按当代国家理论，国家乃不同利益团体博弈而成，那么，如此衰弱的“无产阶级”，是否意味着国家结构已严重失衡？
而如果不同利益集团不能获得充分博弈权利，那么，我们对外维护的“国家利益”到底是谁的利益？
正如张千帆教授在其文《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中所言：“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
张教授的观点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值得深思，尤其对于试图超越个人利益而关注国家久长的读者而言。
2月27日 耽误光阴26期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日前，日本作为首位受邀国访问美国，引起不少猜测。在全球热议如何重建金融秩序之际，此举不免让人想起诺奖得主蒙代尔先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日美货币同盟”提议。有趣的是，本期刊登的英国对华战略报告中，这个美国最亲密盟友公开声明，未来十年中国能为其提供最多的机会。
也许，这都是严峻经济危机下国际政局动荡的表征。
恰如美国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基辛格先生的文章所言，此次全球经济政治危机紧密结合，缘由多年来二者不同步发展。他因此开出药方：建立一个能管理全球经济的政治机构，或者，将经济规模缩至一国可以管理的范围。但是，不用提多哈回合的艰难进程，光看危机中到处抬头的保护主义，就知道第一条路遥不可及。而第二条是走回头路，阻力可以想见，走通的可能性也不高。
现实主义路线要求柔软身段。在美国实力明显衰落之时，基辛格先生再三要求，美国不能再以自己的议程为最高议程，不能再强迫他国接受美国的国内偏好。
知易行难。奥巴马的全球战略究竟何去何去？本期国际版块特邀编辑香港中文大学的沈旭辉先生，约请来自中、美、英等年轻观察家，提供了精彩分析。全世界大抵已明白，能源和美元乃美国战略核心，而维持对全球秩序的控制权，则为重中之重。
那么，未来重建全球秩序的系列讨论中，中国立场将如何？最起码，在“金融战略合作”方面，中国慷慨解囊时，应该参考向松祚先生开的几个条件：（1）美国必须不要再强压人民币升值；（2）美国必须对中国金融企业对等开放美国的市场；（3）美国必须放宽归中国进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4）美国不要对中国资本去购买美国高科技和金融企业股权设置诸多限制。
向先生还提醒“对经济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经济学家们，必须反思美国开启的浮动汇率制度及其理论。他认为，浮动汇率制度是美国的至上利益，也正是此次大祸的真正推手。
需要反思的还有“能自动调节的市场”的信条和其实践。正如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先生从社会学家角度进行的观察，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世界上将很难再形成以往强大影响。“危机过后，各国都会在其经济和政治体制中或多或少注入“社会主义”因素”。
这大概亦为日本作者久保孝雄先生所期望。在《日本病了》一文中，他十分怀念比“中国更像社会主义的1970年代的日本”，并认为，冷战后无所忌惮的野蛮资本主义使得日本社会不再健康。他强调，如果日本以国民期盼的“重视福利的北欧式社会”为目标，就必须再构造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社民党。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也是热论。本期“智慧”的作者周舵先生有感于近两年来关于此题的种种讨论，提出“走出种种主义的死胡同”。
还有其他“智慧”文章：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先生的《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再解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韩钢先生的《权力的转移——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杨奎松先生的《“反帝反修”的历史困惑——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考察》等。这些文章提供了对于建国来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
文论皆不代表本刊观点。我们相信，只有建立宽容开放的平台，才可能产生具有竞争力的思想理论。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代，不应再以一管之见耽误光阴。 12月26日 远远不够。25期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本期杂志刊发之时，正值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达到高潮。确实，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卓著成就，国家实力增长和人民福祉改善有目共睹。在30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和企业、社会、资本、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国家对外关系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内来讲：一方面，复杂多元的利益主体已然出现，但权力博弈的均衡状态远未达到；另一方面，新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引发公民对于自身权利保障和权力分享的更高需求。从外看，世界格局大变化，全球经济危机和西方大国实力收缩，对中国提出新要求。 如此现状前，仅停留在回忆成就和颂扬功劳，远远不够。 本期作者王小强先生，三十年前因“让人吃饱饭”的平常心，成为改革者，至今笔耕不辍。其文提出，要解决时下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不可能再靠过去地方经验贴钱贴地拉投资。因为，美欧等国的高科技重化工业，历来对中国严防死守，广东的“腾笼换鸟”计划动听但困难重重。更不可能靠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经验大笔投资基建项目。关键还要自力更生，启动发展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内的经济流程，提振国内消费。 可国内消费靠谁？城市人，楼市股市双缩水，越减息越不敢消费。农村人，能流动的没保障，不能流动的缺能力。虽然中央政府近年来进行大量倾向于三农的公共投资，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继续扩大，达历史最高的3.7：1。 接下来，陶然和汪晖两位先生的文章，谈的是如何系统化解这个问题。文章指出仅靠政府投资扶持三农，以城市和工业反哺农村和农业，根本达不成“城乡一体化”。而单一进行户籍制度、农地制度以及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也不行，因为关键的社会保障、财政资源等问题实际上将三者交织在一起。通过检视三个制度改革的现状，作者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整体性解决方案，值得参考。 当然，由于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然固化，方案再好，没有现实中强有力的推动者也只是纸上谈兵。 来自美国的作者孔博先生，通过能源政策制定的两个案例详细地分析了利益集团如何左右中国政治的特点。典型如“燃油税”，由于利益受损集团的阻扰，长达十四年停留在呼吁阶段。“西气东输”则因中石油积极推动，令中央政府关注提案并顺利通过。此案例还展示了中国政治另一特点，即“自利”的商业组织已极大地影响了国内政治。 实际上，孔博先生只是从研究中国的美国智库研究员的角度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追逐自身利益的跨国公司、跨国组织等，也已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图景。正如本期作者赵汀阳先生所言：只关注自身利益的跨国公司等组织，……最终会毁掉世界。作为政治哲学理论家，赵先生的《即将来临的世界政治》并非经验研究，而是从思想高度对西方主流政治理论的有力回应。本刊曾翻译过美国新一代战略思想家伊肯贝里（John Ikenberry）《中国崛起与西方未来》一文，其言下之意是中国崛起并不值得担心，如果中国崛起并创造出可以推行国际的价值体系才真正危及美国地位。从这个层面而言，赵汀阳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展望的空间。 俯仰不由人，不仅体现在转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体现在需要重塑的国际秩序中。谁创造可以说服人的思想，谁就获得主动权。三十年摸着石头走过来，是时候解放思想，掌握主动权了。 11月5日 自由宪政与民主悖论24期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除了对单一国家经济层面造成了消极影响，还带来了两个宏观层面的大问题。第一，使得多国元首首次正视几十年来不断被提出的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议题。并在英法两国领袖的积极倡导下，得到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呼应，将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峰会正式讨论。第二，使得多年前凯恩斯和哈耶克争辩未果的“自由放任和强制性的中央集权之间是否有中间道路”的问题，重又出现在人们面前。
华盛顿峰会被欧洲方面称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众所周知，1944年44个国家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基本上完成了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和新兴资本主义美国间国际秩序领导权交接。目前，有不少观点将今天的美中关系类比于当时的英美关系。但如果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二战后疲倦不堪的英国根本不能与至今仍拥有世界上强大军力和先进科技的美国相比。同样，我们也能看到当时急需美元来稳定货币体系的英国想要从美国那里得到即便“六便士”都是多么艰难，而今天，中国人在美国的“负责任大国”的号召下就慷慨解囊了。
就如本期作者沈旭辉先生指出，最终，中国学者和官员会发现“负责任大国”虽然听起来比“中国威胁论”等提法更动听，但却可能是一颗更危险的糖衣炮弹。当美国提出到蒙古驻军时，中国却未能在国家利益外建构反对理由，我们确实缺乏美国将“国家利益转换为国际责任”的能力。接下来童媛春先生文章，则向我们展示了俄美博弈中，俄罗斯如何借用美国手法建立自己的“石油计价支付体系”并逐步夺取美国的控制权，文中提到俄罗斯闪电结盟非洲第二大产油国利比亚，从而使得“美国欧洲几年来与利比亚的谈判努力折戟沉沙”一事，和美国轻松在中国的近邻蒙古结盟形成鲜明对比。
也就是说，中国本身还面临着处理复杂的多边关系时经验不足和理论欠缺的两大弱项。那种认为“中国应该从美国手中夺权”的说法，只是不切实际的大忽悠。面对千古变局，中国需要学习和改进之处还太多。外交如此，内政亦然。
本期作者陶然和杨大利两位先生的文章，通过分析1994年分税制后的中央地方关系，认为中央通过此次改革确实达到了重新集权的目的，反驳了“有特色的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的观点，也实际上反驳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见解。文章指出，正是由于中央将财权上收，事权下放，鼓励了地方政府的“竞次”行为，而这种通过不严格执行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政策来压低劳工工资、同时以环境损害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同时，地方政府的“竞次”行为，也恶化了官民、城乡关系，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的主要原因。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高速增长的群体性事件也是每个国家在快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正常现象。但目前中央采取针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金钱加上访”，以及局部小规模镇压的解决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冲突、恢复秩序，却无法确立一个明晰的治理规则，长此以往，后果不容乐观。本期作者秋风先生提出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法院系统，通过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法院体系来缓解社会冲突的建议，非常值得再深化和继续推进。
本期智慧中“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组文章，从特定角度回应了当前金融海啸带来的第二个大问题。对于如何使资本保持活力，同时限制资本权力的无限膨胀等题，来自美国的曹天予先生，英国的林春女士以及清华的崔之元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
另外，周舵先生关于“自由宪政与民主悖论”一文，为我们提供了自由宪政为何是迄今为止较好的政治制度的解释，并指出了这一制度客观上带来的自由和民主的悖论。
还有其他不同见解及立场的精彩文章，希望读者一一体会。本刊力图为具足理性的读者提供视野开阔的画卷，希望在中国首开客观辩论的风气，并邀请我们的读者参与其中。 9月19日 温总理应向国民道歉，李长江该辞职！温总理应向国民道歉，李长江该辞职！
香港电报，日本农相太田诚一由于在日前刚刚发生的日本“毒米”事件中，发表不当言论，受到媒体谴责，大约一周后即今天九月十九日，引咎辞职。陆续亦有其他负责此项事务的官员辞职。
而中国同期发生的9月11日婴儿奶粉事件，至今却只有一个石家庄市级官员下台。两相对照，中国实在走得太慢。（想当初，中日两国共同面对西方外强，日本却能凭明治维新迅速改变实力，于1894年打败中国，1904年打败俄国。中国为什么输给日本，在918国耻刚过的今天，仍然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据北京律师周泽：9月13日，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三鹿奶粉安全事故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年6月份确实有一个食用了三鹿奶粉的消费者投诉，说食用三鹿奶粉造成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负责在网站上答复消费者提问的，及时给了回复，希望他详细提供相关的信息，以便我们进一步详查。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再没有得到较为详细的信息，也没有再得到回复。"此事很明显，消费者已经明确质疑三鹿是问题奶粉，可质检总局的食品生产监管司、产品质量监督司、执法督察司却集体不作为，对其颁发QS许可、中国名牌、国家免检、电子监管码的三鹿集团没有查处和监管，没有考虑到消费者投诉的因素，明显是欺诈消费者。
更关键的问题是，相关此次事件的声明表明，出口奶粉及供给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奶粉都没有问题。此讯息的潜台词是，实际上，生产者或供给者是知道、明了自己产品中的三聚氰胺问题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提供外国人有问题的产品，可是难道就能心安理得的提供给国人，尤其婴儿有问题的产品？这真是暴露了相关部门官员的对外谄媚，对内欺辱的丑陋嘴脸。这才真是令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蒙羞的事情！
最近读谢淑丽《脆弱的大国》一书，在书中，她指出，中国近来强调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过是领导者操弄民意，以维持政权的办法。谢淑丽对于中国的某些观察，还是比较正确的。但她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看成政治策略，实在是个美国偏见的产物。尽管所谓的“民族——国家”意识成型于18世纪后期，又借助大众传播而成为意识形态。但是，每一个熟悉中国古籍的中国人，无论诗史，都能感受到这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感。或许也正是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才使得希腊不是原来的希腊，埃及不是原来的埃及时，中国仍能历经磨难延续至今。
这个古老文明的奇迹，在于“保民而王”，在于“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现代话乃为“为人民服务”）。君不见，每当新朝建立，修养生息，削减赋税，便有盛世出现。每当庙堂失之廉耻，江湖失之礼仪，便到了更换之时。
今天，我们仍然怀有热爱中国的心。仍然拥护能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但，前提是应让若干不符合此要求的官员党员下台！也必须处罚重利忘义的商人！不如此，实愧对先贤，更不足以保国安民，更遑论争取国际尊严。 8月26日 颜面顿失23期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刚过去的北京奥运会，至少部分恢复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荣誉。一百多年前，各国聚首北京的原因，是要瓜分这片富饶的土地。而今天，他们则和中国人民一起，欢庆这四年一次的世界体育盛会。
无疑，奥运会按国别参与竞争比赛的形式，总有民族主义情绪参与其中。当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国家的国旗升起，我们能看到唱着自己国歌的运动员闪烁的泪光，和她（他）们来自本土的支持者的兴奋喜悦。但奥运的精神远不止于此，运动员作为个体和团体在体能技巧方面的不断突破、在勇气毅力方面的不断超越，都能带给来自不同国家的观者作为“人类”的自豪感。
因此，只有深切体会中国和它的人民百年前遭受的屈辱，才能理解中国在举办这场奥运会时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也只有了解中国人民在这次奥运会中对于他国优秀选手的赞赏，对于本国运动员不足的批评，才能感受到中国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拥有的博大胸怀。
但在欢呼完奥运盛事之后，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经过这超大阵容的豪华展示，是否意味着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能用举国之力来举办这样一场盛宴，为何不能下定决心解决有碍国家健康成长的顽疾？
正如本期作者武建东先生指出：中国经济基本上只是一个贸易巨擘、工业巨子和金融儿童的混合体，如果没有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中国就无法进入世界经济的顶端层次。另一位作者张文木先生则从中国未来发展和地缘政治角度提出：中国的海洋安全问题已上升为中国不能回避的国家风险。虽然来自哈佛大学的裴宜理先生从中国式的权利观念出发论证了目前中国政治体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空洞和脆弱，而政治学者于建嵘先生则认为：借题发挥、表达对腐败、社会不公等现象不满的社会泄愤事件，已经意味着国家的管制危机。同样，日本神户大学的季卫东先生也认为，如果中国不在奥运会后有步骤地推进政治改革，就可能产生很大的社会代价……
编完本期杂志，编者的最大感受是，中国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充满活力的国家，但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国家尚未统一，在国际体系中主要还只是规则接受者；人民获得了部分经济发展权，但其他权利尚待拓展；权力缺少制衡，导致腐败不公和因之产生的社会冲突加剧，等等。
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想真正再现盛唐之世，最需要居高位者审时度势、忠诚谋国、开放包容、克己复礼。亦需要处江湖者各尽其力，最起码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不要再闹出称“假唱为国家利益”的笑话，使本国人民颜面顿失。 8月20日 陈水扁洗钱及转贴如下：
台湾《中国时报》8月20日发表社论指出，前“第一家庭”的洗钱风暴愈演愈烈，已经扩大成一椿势必将遗臭万年的重大丑闻。然而，陈水扁家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背后的共犯结构，同样值得深入检讨。
社论摘录如下: 目前已经爆出的吴淑珍海外洗钱信息动辄数亿台币，不只金额大如天文数字，远远超过了一般小老百姓所能想象的范围；而其攒钱洗钱时间之久，规避法律用心之深，多年来谎言连篇之面不改色，相较之下，当初扁婿赵建铭A钱的道行，实在是只学到了一点皮毛罢了。不过，任何问题的存在，一定有其原因和环境。 扁家能够长年狂A猛捞，乃至于受选民付托担任“总统”后还不改其风，甚至变本加厉更加猖狂，已经不只是个人贪婪败德的问题了，而是在一个腐烂环境中生成的丑恶毒瘤。宛如一个体质虚弱又火气大的人身上长出了脓疮，光挖脓疮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把体质调养好，下一个、下下个脓疮还是可能再出现。 俗语说“宠猪举灶，宠子不孝”，陈水扁和吴淑珍这对抢钱夫妻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个人品性低劣加上共犯结构纵容包庇的结果。今天除了要追究扁家成员，还必须一一反省并且拆解背后的共犯结构，才能从根整治台湾这块土地。 第一层共犯结构，是民进党。在陈水扁执政八年的过程中，民进党抛弃了包括清廉、勤政、爱民、民主、正义在内的进步价值，退化成为执政可以不顾一切、也不择手段的权力集团。这个以民主价值召唤出民众求变热情的政党，逐渐变成独拥陈水扁的一言堂。 踩着前人血泪踏上执政庙堂的民进党，却渐渐成了一群只想跟在阿扁身后摇尾谄媚的忠犬。党内看不过去而有异议者，都遭到疯狂的抹黑追杀。这样的共犯结构，让不受牵制的扁珍趾高气扬有恃无恐。即使到了现在，民进党也没有力气和胆识与陈水扁作切割，这样的政党，沾到的好处也许不少，但陪葬了更多更珍贵的东西。 另一层共犯结构，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深绿民众与若干名嘴。陈水扁靠着煽动族群对立来掩护自己的无能与贪渎，深绿民众对他死忠到底的支持，以及若干媒体名嘴一味的护航，一次次让陈水扁和民进党惊险度过政治难关，也因此不必反省不必检讨也不必改变，在错误的航道上愈走愈远。 再一层共犯结构，很明显地，是存在于政商高层之间的金权共生体。从扁珍介入财经决策与人事之广之深，红顶商人走动之勤礼数之殷，各种传言之贿声贿影，再对照如今启人疑窦的许多政策，包括二次金改中的若干合并案，都看得出扁珍一登上执政宝座，就顺势成了原本声称要打倒的金权共生体的新主子，而且如鱼得水踌躇满志。 金权政治的操作是以权换钱、以钱养权，权与钱相滋相长，成为盘据政经高层吸取台湾资源的大毒瘤。坦白说，这并不是从陈水扁开始，但唾弃金权政治正是民众选择变天的理由。陈水扁却欣然接收金权共生体，民进党也良知沦丧地成为帮凶，却是对台湾人民最不可原谅的可恶背叛。 近年来，在意识形态挂帅、族群严重撕裂下，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迅速崩解，以致于立场凌驾是非、口号淹没理性、指控取代沟通，整个社会的讨论陷于弱智但霸道的状态，渐渐习以为常地只要是自己人就不问对错相挺到底，这也是让陈水扁在歧路上走得毫无心理负担的理由之一。因为，缺乏是非的社会气氛让他相信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没有把是非价值放在第一位的社会，最终会发现，没有了捍卫正义的白血球，整个社会都会生病，而自己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无法避免会遭到扭曲利用。 我们因此必须醒悟，就如司法女神蒙着双眼，真正的正义是不分对象或立场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指鹿不能为马，自己人犯错也不能护短。如果扁家弊案能激起社会更多反省，未来的台湾，才有进一步成长与净化的机会。 6月24日 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领导者》22期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2008年6月17日，《纽约时报》刊登要文，题为《在安全政策上，法国回归美国和欧盟》。该文首段指出，法国在14年来首次发表的安全战略中，决定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型，即改变了法国长久坚持的道德和军事自足的观念。作为一直排斥美国“粗糙资本主义”的法国，跟随德国和英国，成为了共同维护欧美价值观国家中的一员。难怪文章标题透出得意。
众所周知，尽管美欧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都是全球化的支配者和受益者，但在价值观方面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反映为不同的经济体系。比如强调社会福利和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带来的是德国的参与型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而美国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则选择的是股东型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
在信息技术变革大潮到来的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体系似乎更加具有活力。在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日本经济陷入瘫痪，在新兴经济体脆弱金融体系受到冲击，再加上前苏联向西方低头的大背景，越发让美国经济和其价值观成为世界楷模。伴随美国互联网的成功，通过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媒体和全球金融体系，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
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体现在美国国家行为上，便是被其精英奉为圭臬的美国利益至上的战略选择。自私在个体层面无可厚非，而作为全球领导者，如果一味利用自身优势攫取自己利益，怨恨和冲突便可预料。
“9·11”事件只是起点。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
国内国际经济政治互为牵制，蝴蝶效应成真。比如，美元一味贬值，诚然可以向全世界输出通涨，让美国人民一时其乐融融，但是随后引起以其为交易货币的大宗商品价格激烈上涨，不仅会败坏发达国家自身经济，更会在不发达国家引发动荡成为“失败/脆弱国家”。即使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史无前例压力，也主要是担忧无法承受气候变暖的国家不仅自身遭受灾难更会蜕变为“失败/脆弱国家”。
这些失败/脆弱国家，在美国欧洲政治精英眼中，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不稳定的最重要来源。因为它们会孕育更多恐怖分子，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这些恐怖分子正变得更加危险和难以对付。这也是欧洲三大国多年来首次推出国家安全战略的动因。
但回归美国价值观体系就能解决恐怖主义空前繁盛的问题？必须承认，美国价值观中的法治和自由，确实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有效的普世价值。但同时，也正是这个价值观体系所包含的私利至上，美国才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不检省美元体系贪婪的劣根性……。可以预见，如果不反省这种私利至上的价值观念并改变行为模式，根本不可能改变美国欧洲面临的安全困境。
美国欧洲的精英不仅需要反省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也需要对其他价值观体系更多宽容。对任何模式、价值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太过急躁简单，带来坏处远大于益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正是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共处形成的张力，才为人类共同生存提供了空间，也提供了相互学习改进的可能。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动荡就挑战了美国经济政策自由放任的核心理念，加强政府管制呼声高涨。回头看中国，却因为坚持资本管制，缓行金融全面开放，才没有成为国际金融投机分子的洗劫地。但价值观方面的退缩，却在中行和建行引进外国投资者时埋下隐患，“期权安排与保护型条款同时兼得”的外国战投，会否在今年下半年进行大规模减持套利的猜测，在某种程度上参与造就中国金融市场紧张气氛。
想当初，前苏联在价值观攻势下转向美欧，引起社会经济动荡，令到1998年12月时，俄罗斯全国股票的总市值（120亿美元）大约只有网上亚马逊书店市值（254亿美元）的一半。虽然到今天，俄罗斯经济已复苏。考虑其时美国经济欣欣向荣支撑全球增长的好光景，和今日美元危机世界经济动荡的紧张形势，认为“中国转向”无大碍的见识实在过于简单，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一旦成为“失败国家”，会对全球形势带来何等动荡，不堪想象。
未来50年，按目前英国安全战略报告的数据，全球人口将由62亿陡增为90亿，这显见的压力及日益紧张的资源气候困境，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大难题。需要国际体系负起责任，寻求共同解决之途。中国更当不可怠慢，应择机启动宪政梳理社会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坚持市场和管制结合，保护自己优秀的价值观，才不致酿成大错，悔之不及。
4月22日 固其根本21期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今年4月，人民币破7。而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美元，不断贬值，使得握有大量美元的国家，比如中国，在刚过去的100余天，财富缩水，损失折合人民币近3000亿元。正如中国战略学者武建东所言：这笔钱远大于国家本年教育总投入的1562亿元，近于国家廉租房建设年投入68亿元的近40倍！
痛心之下，不免再提日本经验教训。
遥想二战末期，日本政经精英顽强顶住当时美占领军的建议——集中力量于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把目标定为发展与西方能平起平坐的技术和经济。几十年埋头苦干，终于在一片废墟上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而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本精英不得不低头，日元止不住地节节升高，终于使刚昂首环宇的日本压入长期通缩，至今困境依旧。
尽管1980年代的世界经济规模，与今天预期经济催肥的规模不可比。但前例鲜明，不失借鉴意义。为何人民币还要破7前行？是中国政府或市场顶不住压力，还是国际国内形势相煎太急?
确实，随着美元危机和中国崛起，国际形势风云突起。人民币对欧元贬值，同样引起不满。因此，欧洲以德国为首调整亚洲战略，原来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和中国为中心”，现在转变为强调中国是挑战，未来战略方向改为加强欧美合作应对中国；而英国则多年来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强硬通过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决议……而中国国内，分裂主义势力抬头，长期“大进大出”的经济结构导致的通货膨胀日趋升高，股市楼市积累太多抱怨情绪……
尽管世界总趋势是和平发展，但如果有些国家一定逆势而行强人所难，顶住又如何？退一万步，就算美欧联手贸易保护、经济制裁又如何？
或许正好给中国一个好机会，对内全面调整经济结构、梳理社会矛盾、治理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清明公正的社会秩序。别忘了，中国广阔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自行提供增长的动力。一待几亿农村的兄弟姐妹受到教育、培训，他们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和购买力难道会比美国欧盟差很远？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当今那个国家和区域能够拥有？
民族复兴机会难得，理当全局观察，谨慎行事。全球化的步骤，慢半拍，也不是不可以。“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回到中国自身，解决好内部问题才是关键。等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老信仰变成可行的制度及现实，便不用扯嗓子喊“和而不同”，确实可真正实现历史大家汤因比所希望的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救赎了。
中国能从百年前多国围攻走到现在，正是仰赖中国传统文化滋养，有体制内外最优秀分子不忘责任，默默斡旋，才能气数不尽，转衰为兴。如今形势虽急迫，我们切不可失却信心与耐心，自力更生埋头苦干才最要紧。 4月14日 众神庇护？写于2004的旧文。
历史已经被写定？
奥林匹斯山上，历史女神和史诗女神合二为一，古希腊人称之为克莉奥。这似乎暗示着，在古希腊的思想中，历史并不只是貌似客观的记述，还包括了“分配光荣与谴责”的功能。
古希腊人用一个“漏壶”的合成词来描述克莉奥，“漏壶”由动词“窃取”和名词“水”组成，在古希腊集会上，水悄悄地从一个壶里流动到另一个壶，通过流动水量的多少来计算集会上演讲者所用的时间长短。为什么用这样的东西来形容主管历史的神？对于没有时间来思考的现代人，这真是个令人奇怪的语法错误。
也许十九世纪生活在小地方的天才黑格尔的思想能为晦涩的“隐喻”提供一个清晰的解释：任何民族都只是“宇宙精神”在进化时的“某一瞬间”。当一个民族完成它的使命后就将它行使使命的权利移交给另外的民族。
如果稍微回头看看历史，我们会相信预言的真实。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各个民族轮番登场，奉献出最精彩的东西之后退出。奥运会被认为是古希腊民族奉献给这个世界最精彩的东西之一。但今天，它似乎面临着黯然结局。
古代奥运会毁于、现代奥运会将被毁于类似的东西，这在古希腊人柏拉图的思想中早有暗示，这位伟大哲人宣称对荣誉和金钱的放纵追求会招致祸患无穷。
古代奥运会据说起源于奥林匹克山上众神的竞技活动，最早的历史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776年，来自希腊各个城邦的人们相互竞技，最初他们只是跑步：短跑，然后长跑，就像阿甘一样……获胜者可以得到由植物编成的“桂冠”。
它的“本来”似乎没有它的“现在”这么“崇高”，那种认为奥运会是一种将“各种不同肤色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现象的观点恰如意识形态谎言一般不可信。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不带物质诱惑的活动如此深入人心，具备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并在千年之后死而复生，一定有其原因。
任何两个以上的个人自愿参与的活动能够持续下去的暗含前提是“公正”的存在，否则就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命令。这个道理适用于大大小小的人类组织活动，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讨论都离不开这个命题，所以无论是推崇个人自由的洛克还是倡导国家统一生活的柏拉图，都会将“公正”视为基础性的价值。
而古代奥运会的衰落正是由于人们对于荣誉的单极追求腐坏了竞技赖以存在的“公正”原则。公元67年罗马皇帝尼禄参加了马车比赛，虽然没有其他选手也没有赛完全程，却依然得到王冠。这件事应该是奥运从开始到变质最后戛然而止的过程中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公元393年，罗马皇帝塞奥多西斯下令废止奥运会。
在古代奥运会被终止1500年之后，理想主义者法国人顾拜旦致力于古代奥运会的复兴，最终重燃人们对奥运的激情。在顾拜旦制定的奥林匹克宪章中，运动的业余性被强调，规定在奥运会上只授予优胜者荣誉奖，不得以任何形式发给运动员金钱或其他物质奖励。1893年4月6日-15日，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
但是现代奥运又一次面临厄运。
公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首开商业操作奥运会先河。继此之后，这个国家率先提出体育产业化，应者云集。正应合了沃勒斯坦“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冲动就是把万物商品化”的预言，类似的，文化、艺术、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产业化推进所向披靡。商业介入本非坏事，从某种意义上，它使得更多的人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但是“化”却是危险的，“化”是一种单极的霸权。
单极利益追求毁了现代奥运，运动员们为了金牌以及金牌后随之而来的巨额广告收入违规服用兴奋剂已经不是新闻，而且，目前美国一个生理学教授发现通过一种名叫AAV—IGF-I的基因疗法可以成功地修改运动员的肌肉素质，并逃避药检。因此，斯温尼建议：“珍惜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届干净的奥运会了。”
该死的堕落并不止于此。单向度利益追求毁掉的不仅是公正原则、个体对于运动的真实感受，还有民众的国家意识。
现代民众的国家意识在二十世纪初最为强烈，而且在世界相互联动。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刺激俄国人民(间接激发随后的十月革命)，也刺激了印度人民。推动印度独立的尼赫鲁回忆道：“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热情……民族主义的观念充盈着我的内心，我梦想作出英勇的事迹，长剑在手，我将为印度而战。”
而现在，经济理性霸权席卷全球。精英们奉献出来的思想中“利益”已经取代“是非”成为标准，他们用利益劝诱人们从善、遵守公正……而那些曾经以对“公正”的追求而建立的政权已然抛弃了过去的理想，面目全非地公然在利益的谎言下存在。
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奉行“吉田路线”的外交政策，将所有精力集中在“赚钱”上，这导致了日本国民整体出现对政治冷漠的态度。“许多次民意调查表明，日本的年轻人是最不愿为自己国家做出牺牲的。”这种状况并不只是日本一时一地。
“民族国家力量的衰落”是比较出名的全球化论点，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大多数将这种现象归因为全球资本运动和跨国公司力量壮大；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国家和资本的基本关系从16世纪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国家利用公共权力帮助资本获得成长，并帮助少数人占据着垄断地位。
也许正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才使得今日社会趋于成为一个“个体化”社会，大部分得不到公共权力关照的个人失去国家概念，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那些曾经激起人们热情的正义、公平、国家和民族、意义、理想之类的概念只会遭到嘲讽或者引起愤怒。
所以，希腊政府在努力将雅典奥运会办成一个“独特的真正意义的奥运会”，但是它似乎不能抵挡国家意识淡漠的全球浪潮之下人们对于这个活动的冷漠。据悉，目前，有多达64%的门票票价不到20欧元。530万张门票还有很多张没卖出去。希腊民众则无心同喜于这个为他们的祖先所创造的节目，普遍对于奥运之后的经济局面感到担忧，“悲观指数”名列世界第二。
历史就此被终结？
奥林匹克山上的宙斯在得意地笑，他喜欢人的世界静止沉闷，这样他就有永恒的统治，继续接受贿赂、对漂亮的凡间女人恣意妄为。而众神，他们是一群脾气古怪没有绝对价值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来对宙斯与人的斗争胡乱作为。
希望在于人类的顾问普罗米修斯，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为“知识分子”，或者称他为“爱智者”。这个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造反者”，他将火种从天上带到人间，并勇敢地接受被缚的痛苦。
火种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来讲具有独特意义。第一支被记载的火炬出现在公元前776年的运动会上，炽热的灰烬被保存在女灶神赫斯提的避难所，而每四年由全国最优秀的运动员将灰烬复燃成火焰。
在公元393年熄灭，在公元1896年再由法国人顾拜旦在雅典重新点燃。这种死灰复燃的延续性才真正是最为宝贵的奥林匹克精神。重点不在于熄灭，而在于复燃。也许，这正是历史深得人心之处。
历史永远都是一部善恶交战的历史，而只有在历史的全程中，个人短暂的生命才有丝毫意义。从绝对的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某个短暂的个体生命的延续。正是因为在过去可以计算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人用短暂的生命去寻求火种、保护火种和传递火种，我们今天才能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体会希望和绝望、痛苦与幸福。
历史不会终结，因为“爱智者”的后代广布人间。
印度人阿马蒂亚·森在呼吁“以自由看发展”日本人安藤忠雄在致力为“创造一个能够让儿童充满希望的空间”；中国人许成钢在要求“建设制度让少数有追求的人能够生存下去”、“鼓励、培养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探索的兴趣，批判的精神，树立‘为了认识世界而不是为了市场价值’的价值观”；英国人查尔斯·汉迪在鼓励人们离开只有数字意义的空洞生活，去重塑有质量的生活……
曾经令人热血沸腾的“公正”也不会终结，这个词不是被发明或者被创造，而是哲人们对于人的根本需要的最深刻洞察和最伟大发现，这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微弱的火种。
2月25日 由此20期《领导者》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回顾这段近两百年来中国各方面成就裴然的历史，很多人在争论改革是由官方还是民间主导，谁对改革的功劳最大。 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始于一两百多年前民族最优秀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建设意识，所得成就乃众人集体参与的结果。参与者既包括了有经国之才的思想家，亦有自强不息的劳动者；既包括了改革人士，亦包括了保守人士；既包括了成功者，亦包括了失败者；既包括了新制度的建设者，亦包括了旧制度的腐败者；既包括了中国人，亦包括了外国人。 总之，刻意为之的努力加上无心插柳的机缘，令中国命运起起伏伏，螺旋上升到了现在。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们仍然取得很好成绩。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未能对我国造成大影响，据德意志银行估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0%。其中，中国的贡献率是美国的两倍多。我国的财政收入到达了历年来的高峰水平。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免除和抑制资本的新劳动合同法，表明了我们对于做出多年努力和牺牲的人群的歉意和弥补。 但是，我们做的远远不够。或者说，改革才刚刚开始。 虽然政府税收增长了31`%，居民收入除去物价上涨因素才约10%（全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2.2%，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9.5%）。人民一方面让国家富了起来，一方面却缺乏渠道了解这从自己手中收上去的钱，究竟如何支出？每年人大会议用于国家财政支出预算的审核仍然仅仅只有两天时间。由此，主要用于政府投资和行政管理的财政支出，则容易成为“公私兼顾”的腐败温床。由此，在大多数人民为物价上涨失落和焦虑的时候，中国却成为“奢侈品销售的天堂”。由此，才会令社会冲突的事件年年上升，才会令地下宗教“盛行中原”，给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埋下不安定的种子。 本期观察文章，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冲突的现状和走向，对党组织的改革提出了建议，更从全球层面对中国“经济奇迹”进行了严肃反省，并对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还组织了不同立场的研究者对于“土地改革”进行了讨论。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将一如既往，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社会的实际情况”，从科学的角度来预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以及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提出“善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方案”。 我们需要能提出解决现实问题方案的建设者，也需要不避讳谈论社会缺陷的批评者。我们必须坦诚地面对个体和政府的有限性，同时怀抱珍贵的理想。我们这个世界唯一历经磨难屡获重生的文明，需要再一次做出表率。因此，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那些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优秀分子，不问派别不分立场。大家一起更努力、更平和、更耐心地负起责任来。只有这样，多年的努力才不会化为乌有。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人民真正为生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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