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第28期编辑手记

文/沈文璟

继2009年英国首次发布对华战略文件后，日本政府发布了“美日同盟”以来的首个国家战略报告。有关研究者介绍，2010年，日本还将举行一次“公投”，决定是否修改战后日本宪法“放弃战争”的第九条款。

日本的动向，除了是其长期压抑的国家梦想，还是如英国般对美国实力衰落以及中国实力增强的反应，也是对近来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的回应。本期文章《朝鲜退出停战协议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结合中国1964年核爆的国际政治，对时下情势进行分析，指出：不能“不计代价地为拢住“朋友”——不管是美国还是朝鲜——放弃或延缓中国必须直面的紧迫且不能再回避的核心战略利益和历史责任”，即台海统一。本期中日学者合著的《金融危机下重思中日美关系》则呼吁，作为世界经济实力前三位的大国，中日美应该建立三边战略对话机制。而日本资深政治研究者松本明先生在《小泽与日本政局发展》中暗示：由于小泽一郎一直强调中日美三边等距离外交，才使得美国因素介入引发令小泽一郎辞职的“秘书案”。不过，从最近日方的民意调查来看，由小泽在背后推动的民主党获得了过半的支持，远超自民党和麻生太郎的支持率。这或可视为日本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一种预兆。

但可以想见，中日美建立等距离的战略对话机制将困难重重。朝鲜核爆令中国措手不及；日本战后三大领土争端中，日本唯独能在钓鱼台列岛争议中最强势；蕴藏有巨大油气利益的南海则是“群鼠戏大猫”。……从这些事实来看，中国国家对外战略能力仍亟待提高。

然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国家对内的治理能力。中国政法学院社会学系应星教授的《“缩长”现象背后的治理基础及危机》一文，强调了中国目前存在的国家治理危机。他认为，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看，中国政府在促进市场建设等职能上表现积极，但在提供公共安全和法制秩序等基础职能方面却表现出全面倒退。

确实，最近系列相关政府官员的案件、暴力事件和网络民意，普遍反映出民众对于“嫖幼的政府官员”、“金融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司法腐败的政府官员”的愤恨，反映出基层政权几近“无政府”状态，也反映了共和国在“约束强者、安顿弱者”方面的失败。同时,还反映出“民粹政治”潜流涌动。这对“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而严肃的要求。

“体制改革”不能只是口号，对中国这么一个地区差异明显、情况复杂的大国来讲，更需要的是具体如何做的细致审慎，以及对历史和未来的深沉思考。本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反思与前瞻”的讨论摘要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所进展的具体建议。但仍远远不够。

因为制度设计中具体细节差异，将导致不同结果，并将影响深远。如把台湾“简单多数”选举规则和俄罗斯的“过半”规则对调，那么可能陈水扁不会上台，而俄罗斯共产党也不会失利，两个地区的政治走向以及对世界局势的影响都会有所不同。又比如香港立法会的功能组别和比例代表的制度设计，出发点是保护少数创造共识，但结果是使少数派议席盖过多数派，并未达成权力平衡的初衷。……

在强调具体制度设计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尊重历史经验提供的启示：如果没有良好法治和对自由的保障，没有建立价值观共识以及“忠诚反对”的文化，就不可能有稳定成熟的政治秩序，更不可能落实“和谐社会”追求。

本刊一如既往，提供理性探讨的平台，以求建立价值观共识。细心的读者应该早就发现，本刊文章中立场和建议皆有不同，但是希冀中国成为人所向往国度的心和原则却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