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璟：

读你这封信之前，刚看到了新浪新闻，湖北烈女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了。所有这类权贵凌辱弱者、弱者哭告无门的事情无一不让我暴怒，我相信这个国家为这类事情像我一样暴怒的人不在少数。我想问，在一片充满暴怒的人群的土地上，谈论温情脉脉的“家庭”的意义何在？也许是我小题大做了，不该把一个洗衣女工的虫蚁般的命运和哲学家的宏大理论相比，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国家连一个洗衣女工的命运都安顿不了，怎么还敢有“家天下”的期望呢？我是不是太幼稚了？可为什么他们老是犯这种低级错误呢？一个国家，如果一再在最低级的事情上失误，一再沉陷于最低级的问题，那么它就注定没有机会和真正伟大的问题相遇，更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解答最伟大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思想者也注定与不能向他们提出伟大问题的祖国一样，没有机会思考伟大的问题。

我总认为，有些事情，不得不在非常个体化的层面上来看待和解决，不得不在足以破坏所有前提的前提条件下----比如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敌我战争----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正如你或者x看到的，这是西方人的途径，但是，我相信，这可能并非西方人自己的自由选择（就像晚餐吃牛排还是pizza那样），相反，这很可能是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只有这一条路走得通，不是西方人的"西方性"使他们自由地选择这条路，而是人性中的某些可悲、可怕的必然性的实事逼迫他们在不是路的地方开辟了这条路，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智慧，在祖宗的故纸堆里翻检现成的教义反而是一种晚餐吃牛排还是pizza的厨房主妇的"轻薄"举动（原谅我用这个词，这是很多人的弱点，包括我自己）。湖北烈女的故事让我看到，这个弱女子正是在不是路的地方开辟了一条路，不过用的不是笔，而是刀。身为文人，而且还算是想有点抱负的文人，我真的很羞愧。坦率地说，在我的思考史里，我没有尝到过这个女子面对的那种她不得不用整个生命去应对的、可怕的必然性。没有被必然性的阴影逼迫过的思想，既没有用处，也永远与伟大无缘。我说得对吗？

——xx

xx：

    谢谢来信。看到烈女邓玉娇的新闻，我为她叫好。这就叫硬骨头。

    我部分同意你的结论。但我会把事物放在不同的范围，烈女邓玉娇是一种范围。“家天下”的理论是一种范围。简单就“家天下”理论而言，实际上秦汉之前和之后的已经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孔孟还有着淳朴的氏族社会的情感的话，到吕不韦和董仲舒，工具性和实用性就变得非常强烈了。必须承认的是，“家”对于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而言，并不完全是思想构造，“家天下”是有其必然的社会基础的。也即是说，恐怕也是东方人不得不为的途径。

    然而如果我们提到“伟大”，那么你是对的。如果一个国家到处都是邓玉娇事件，如你所言，无法安顿弱者的命运；如果一个国家保护强者，玩弄弱者；如果一个国家默认弱肉强食的价值观，那么它注定是卑微的。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值一提的。所相关的文化和思想也都是懦弱的和毫无意义的。。 wj

（原信涉及对他人评价，不宜公开，故有所省略。）

 ZM：

本来你若是个女人，我也是喜欢你的。但若你误解此话，平白地多了男人惯有的虚骄，那么就算我白说。我格外看你不同，并非你自以为是的才智，而是你常写些“毫无用处”的“诗歌”。在这以“名利”为至上原则的焦灼世界里，“诗歌”是一泓明澈清泉。许多人都嘲笑“诗歌”的“无用”，殊不知“用”本身并不为“诗歌”所追求。而我最看中的，就是它这种默默无闻的本质。它并不想号令他人，也不想获得金钱和荣誉。如果有一天，它得到这些东西，我要说，那也只是意外收获。当然，它并非漫无目的，它追求的是自由意志和自由表达，以及精神之美。

让我告诉你这种只问耕耘的光辉典范——巴赫。巴赫属于人类不可理解的秘密之一，他经历如此多的苦难和繁琐生活的折磨，可是创作音乐中却充满了光明，包容和向上的力量。并且，和很多艺术家不同，他不善交游，那些虚无的荣光跟他无关。他只是埋首创作，最终带给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我们丰富的精神之源。

所以，当你说什么“不可抗力”，说什么不再“歌唱”。我真觉得你是大笨蛋。所以，就算你跟我说话，我也不再认真跟你说话。反正，如果你没有那点感性和真，你不过就是“丧失了心肝的专家”而已。

《小王子》中，有一个成天说自己忙碌的“正经人”，其可怜的大脑里只有数目字。我看你也快成一个“正经人”了，渐渐加入到“乏味人”队列。我能想象到你装模作样的腐朽表情和神态。你将在文章中大谈公正，然后，毫无节制地用行动来嘲笑和破坏你的理想。你开始下堕，那又有什么办法？

我应该更加宽容。生存多不容易。可是，不对。生存是容易的。如果你感到费劲，那是多余欲望拖累了你。

所以，我本来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帅哥，不是因为你自豪的才华。而是因为你朴实的歌唱，所谓的在世俗面前的那一点点自尊和骄傲。

但是，现在，永别了，“正经人”。乏味的帅哥。冷漠枯燥的专家。;)